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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九阳电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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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字左右的论文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
发布时间:2019-11-04        浏览次数: 次        

  平地一声雷,50万市民在回归日以游行表达对政府强烈的不满,而当中中产者差不多占去六成。无论对政府或是民主派来说,皆属意料之外。在政府和一些研究者眼中,香港市民是经济动物,对政治冷感,妥协性强,为了生计和稳定可以牺牲原则,而中产阶级则忙于工作,遇到社会问题,选择以私人的方式解决,抗拒集体行动。

  何以市民一反常态?谁可动员这么多人上街?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有实证基础的答案。

  游行当天,我们一支二十多人的研究队伍,在维园及游行路线沿途在不同时间及地点抽查了部份游行人士。问卷以自填方式或访员辅助方式进行,由被访者决定。我们的访员全日共接触了1,323名15岁以上的游行人士,当中1,154人属于成功个案,回应率为87.2%。由于时间限制,我们的问卷分成长短两份,大部份的问题两份都有问及,有小部份则只包括在长问卷内。如果响应者只有四五百人,即是说答案源自长问卷。不过,不管问卷长短,样本都是有代表性的。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另外一项相关的网上调查,收回问卷超过二万五千份。不过,本文引用的是现场调查的结果,网上调查容后再报。

  要有效动员,首要的是示威的目的要明确,并且要与潜在示威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大游行打出的口号是反对23、2019芜湖市万春街道招聘安监人员4人公告!还政于民。反对23是具体明确的,还政于民则较为抽象,但是放到香港的今天的时空里,还政于民的内涵也是清楚不过:反对特首董建华,实行民主选举。

  数据显示,九成的被访者都强烈表示参加游行是为了反对23条立法和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当问及如果23条通过后,市民应该如何面对,竟然有三成七的受访者主张以公民抗命的形式争取,足以显示他们反对23条的强烈程度。而政府也者,实际上主要是指董建华。游行当天,叫董建华下台的声浪不比反23条的小。有九成响应者认为董建华应该下台,甚至有八成多人主张以人民力量的方式把董建华拉下台,民众对董建华的忿恨可以想见。神算子论坛5449

  23条是游行的导火线,如果特区政府的施政不是失误累累,相信群众场面也没有现在这么壮阔。政府每一次施政失误就是一次动员。试想想,当董建华弃置八万五房屋政策两三年之后,才因为记者追问而透露政策已不存在多时;这样重大的政策、每天受人争论的政策,竟然被取消了而没有公布。当时市民虽然没有上街抗议,但是对董建华基本的施政能力已经心中有数。几年下来,左摇右摆的房屋政策终于使楼市奄奄一息。

  其他施政失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无需在这里细数。及至沙士一役,市民更认识到,政府的无能不但影响自己的生计,更与生命攸关。眼见政府不成,市民惟有透过社会网络,想方设法自保;传媒对政府一面督促,一面以实际行动自救。沙士的挑战无疑使香港社会团结一致,但当沙士的尸骨未寒,这股凝聚的力量已经转向,矛头直指来势逼人的23条和为患已久的董建华政府。

  大游行参与者的心态是十分清楚的,有九成的响应者对特区政府的总体表现表示失望,程度已到了使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如果不是如此,很难解释为甚么市民尚未收起口罩,已急不及待上街疾呼。从中可见,政府的施政失误是最大动员因素。游行是民众对董建华投的不信任票。如果中央、特区政府以至亲中人士还在试图按传统思维把大游行外因化,那将是愚不可及的事情,结果只会更脱离民众。

  组织在传统的政治动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要,对异己力量的组织完全不能忍受。个中基本的假设是,有组织就可能动员,有动员就可以壮大力量,最后难免构成威胁。香港也相信组织,不管是23条或是以前的民意战,打的都是组织动员的民意战。

  大游行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起着登高一呼的作用。不过,从民阵的组织看,它没有动员50万人上街的实力。人权阵线由四十多个民间团体组成,包括关注妇女、劳工、基层、小区、宗教、政治和学生的团体。它们当中像、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前线、职工会联盟、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等,不少无疑有丰富的群众组织经验。不过证诸过往出席民间人权阵线活动的人数,他们组织动员的能力还是很有限。这种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多是为了特定议题而成立的,只是作协调之用,谈不上甚么严密的组织。

  对于一般参与市民来说,大游行组织者的作用并不明显。谁是组织单位?谁是主要搞手?市民事前大概只有模糊的印象,不一定能说出组织及其负责人的名字,只依稀知道民主派参与其事。在7.1现场,除了维园进出口处较明显看到组织者的踪影外,在其他地方游行队伍基本上是上了自动波,以自律的方式前行。一直到七月十一日的民主大会,司仪在报幕时还报错民阵的名称,要由民阵负责人自我更正,可见游行发起组织知名度的薄弱。

  香港地小人多,传媒密集,言论多元,信息流通,市民依靠传媒守望环境,协助他们界定社会处境和作出必要的决定。示威者的教育水平偏高,使用传媒的密度也高。有六成五的受访者每天都看报,而每天看电视新闻的更有七成三。我们要求响应者评价各种号召对他们决定会否上街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肯定传媒的作用,有超过六成的回应者分别认为源自报纸社论、报纸专栏、报纸新闻、电台电话节目、电台新闻、电视新闻和电视信息节目的号召,对他们的决定皆有重要的影响。

  在各种传媒之中,报纸和电台的作用似乎比电视更高一些,我们相信这跟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和传媒的特性有关。对普罗大众来说,电视往往是首要的信息来源。如果被访者不是教育较高,相信认同报纸新闻和社论影响力的读者不会有这么大。另外一个原因是报纸和电台载送较多的动员信息,而电视则较倾向中立报导。

  在这次游行中,苹果日报和商业电台的电话时事节目主持人的动员作用无疑是突出的,这跟苹果日报和商台个别电话节目主持人的政治立场关系密切。若以香港报纸销数排名,前三名依次是东方日报、苹果和明报。不过,当回应者被问及最常看那一份报纸时,苹果日报则占第一位(50%),其次是东方日报(22%)和明报(16%),显示游行人士的组成有异于一般报纸的读者群。

  上街的号召不限于立场明显的社论、专栏和电话节目,新闻也可以带有动员信息,包括个别社会人士的意见报导。在集权国家,现实基本上由有权势的人来界定。香港的民间社会十分发达,各种专业已经形成,社会上存在自主性强的知识系统,有时产生与政府相左的现实诠释。沙士袭港时,大学医疗科学人员以至传媒对现状的界定很多时候就跟政府唱对台戏。23条立法牵涉到法律的专业知识,法律界,以至其他专业界别,自然成为市民心目中权威的诠释者。这些知识权威对23条草案的解读往往成为新闻的内容,成为间接的动员信息。临近示威时,他们的上街倾向自然会对市民产生号召的作用。没错,这次大游行没有产生大英雄,但是像梁家杰、余若薇、吴霭仪等大律师则有特殊的影响力,难怪梁、余两位在7.9集会上台时受到群众热烈欢呼,正显示出专业知识系统在香港的重要性。

  与传媒的重要作用相提并论的是人际间的小网络。认为来自朋友、同事和同学的号召有重要影响的被访者高达六成八。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受访者相约前去示威的倾向上。受访者中,单独前去的甚少(7%),高居榜首的是跟朋友(45%)前去,其次是家人(27%)、配偶(15%)、男女朋友(10%)和同学(8%)。这些数据在在说明人际小网络 - 尤其是朋友和家庭 - 的动员作用。跟自己所属团体前去的所占比例很低(5%)。这些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大游行是自发动员多于组织动员。如果是组织动员,跟团体前去的示威者一定不止此数。

  传媒的信息并非全是正面动员的,事实上,不少传媒的新闻和评论也载有反动员言论,有些传媒更支持政府23条立法和打击民主派的立场。就以示威者最常看的三份报纸 - 苹果、东方、明报 - 为例,他们对23条、政府和民主派的立场,以至办报风格都有很大的差异。据闻,特区政府觉得有两份半的报纸已经归顺,而其中一份半刚好就在上述三份报纸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媒的动员作用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市民还会透过人际小网络来建构社会现实和决定自己的去向。基于同样理由,反动员信息也并不一定有效防止市民上街。

  经过政府历年失误,市民已变得无奈和忿怒。23条来势汹汹,更是火上加油,这是大游行动员的最大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传媒首先就没有文章可作,专栏作者和电台主持人也得另找题材;就算传媒怎样起劲鼓动,市民也不会为所动,因为传媒所言都不会在人际网络中引起共鸣。

  在市民心目中,政府的无能已使他们陷于绝望之中,如不奋起表达,将无法打破闷局。当被问及谁先主动相约别人同来游行时,占了一半的被访者说是难分先后,大家不约而同有同样的意念,可见示威的目的已是市民的共识。也因为如此,很少人(8%)认为有必要隐瞒自己上街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有团体登高一呼,加上传媒间接和直接的动员,民众莫不争相通传,使动员进入自动驾驶的自发状态。

  若以传播方式分类,集体行为的动员可以分为组织动员和自发动员。前者强调的是从上而下,以层级传播的方式鼓动组织成员及同情者参与;后者所强调的是横向传播,很多动员工作不是透过核心组织完成。据此,7.1大游行自属自发动员模式。

  有人把大游行主要归因为传媒的鼓动,以为如果政府对传媒加以规范和管制,以后就可以安枕无忧。传媒不是集体行为的必要条件,传播渠道才是。除了大众传媒以外,传播渠道还包括人际传媒和小媒介,像传单、电话、网络等。就算政府甘冒大不诿而压制传媒,其他渠道也会发挥替代作用。被访者当中,网民占八成以上。由于大众传媒发达和开放,网络目前只是动员的辅助工具,但一旦传媒受到压制,市民便会流向小媒介。届时,政府会更难发现民意的走向,更容易脱离民众。如果控制传媒可以杜绝集体行为,89就不会发生。如想避免民众的抗争,解决内在因素仍是首务。

  大游行为市民带来希望和力量。大游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将会逐步显露。在过去两星期,香港的政治生态已起了根本的的变化。要理解香港社会,我们需要作范式(paradigm)的转变。最明显的是民意重要性的确立,民意俨然成了独立的力量。以前民意是政府玩弄的对象,有时更被指鹿为马,是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市民的声音已经震动特区政府,远及北京,就算如何不愿意,也得直接面对民意及其代表。

  大游行已经收到实时的效果:政府被迫延期立法,建制内部分化,中央从新分析香港的情势,各方势力以至传媒纷纷向民意倾斜。香港首次展现人民力量,一时未能变天,但是已经获得阶段性的胜利,人民力量的方式已经成为市民抗争备用的武器。数据显示,受访者中没有游行经验的占一半,而另外一半则至少有一次游行经验。有游行经验的市民多了,以人民力量争取权益的倾向自然增加。

  香港应该何时全面民主化?这是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但是经过7.1大游行,看到50万人理智、和平、忍耐的表现,很少人再能否定香港人的公民素质。这种认定将会为民主化的诉求提供新的起点。

  香港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扮演重要的专业和管理角色,但是他们却缺乏政治上的代言人,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大游行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论家庭背景,近六成受访者自我评价为中产阶级;论教育,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占五成六;论职业,有四成为专业及管理人员。现有政治势力如何结合冒起的中产力量?中产者自己又何去何从?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进一步影响香港政治结构。

  民主派是否后继有人?其势力会否壮大?从年龄看,介乎15岁至四十岁的受访者占七成多,可见倾向民主派的年轻人也不少。受访者当中,约有六成在过往的立法会选举中曾经投票。经过大游行的洗礼,他们的政治取向大概会变得更坚定,候选人的民主取向又会成为他们评价的重要标准。虽然民建联的铁票大概不会动摇,但是中间游离票则面对庞大的压力。此消彼长,议会内外的政治实力又会再排座次。

  传媒方面,有部份传媒自回归以来已出现较明显自我检查的现象,在敏感政治问题上采取回避或避重就轻的态度。有硕士论文研究认为,它们这样做,或是出于利益考虑,或是笼络的结果,又或是因为拥有权的改变。在大游行之前,有些商业的报纸不但支持政府如期立法,还大放反动员的言论。但是,见到回归日浩瀚的民意,报纸的立场才来个急转弯。传媒以后在定向时,大概也会对民意较为慎重一点,不竟传媒仍然受到市场的牵制。政府会否改组?如何改组?目前还未定案。不过,只要政府仍然处于弱势,传媒的代议功能将会继续发展;在配合市民集体抗争同时,它们积极参与动员的可能性将会提高。至于传媒应否主动介入政治发展,这是另一个值得传媒议论的问题。

  大游行是一次回归本土的集体行为,是对香港人身份的再认同。香港人已经很久没有自豪的感觉,但大游行让他们重拾自信和希望。本土认同和本土利益将在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再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会界定传媒立场最终的底线。